我生于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童年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度过的。当时，没有什么儿童启蒙的书可读，没有电视可看，就连收音机也没有。每天听到的是我家旁边青岛建工学院的大喇叭里传来的最新的毛主席语录和最高指示。还有我的哥哥，这个红卫兵头头每天回来讲述的在学校里红卫兵怎样搞文化大革命，批斗老师的事情。我的爸爸、妈妈在同一家工厂里上班，但是却分别加入了造反派和保皇派两个派别。有时在工厂里两派争斗完后，回家还继续斗争。幸好我妈的脾气好，不然家里的火药味也很浓。我的姐姐按当时的条件是应该下乡务农的，但我父亲不同意。姐姐的班主任每天到我们家里动员。后来我经常做的一件事是，每当看到姐姐的老师来了，就赶紧通知姐姐躲起来。等老师走了，再让姐姐回家。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不知不觉的长大了。虽然没有受到什么文化的熏陶，但也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

上小学三年级时，有一天，姐姐从同事那里借到了一本当时非常流行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但是姐姐因我看不懂，又怕我把书弄坏了，不让我看。我很好奇，就趁姐姐上班时偷偷看。这是我看的第一本书。以我当时识字水平应该是看不懂的，但我居然看懂了，不仅看懂了，还从此对读书感了兴趣，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当时，我哥哥在带领红卫兵抄家时，从老师们的家里抄了两麻袋书，放在吊铺上，有《大路》、《乌云密布的时候》、《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青春之歌》等等，全是当时的禁书。放在吊铺上，是因为我们人小嘴不严，说漏了会惹上麻烦。

因为怕家里人发现，每次趁哥哥、姐姐上班时，就偷偷的爬上吊铺看书。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把吊铺上的书全部看完了。我成长的过程中没有遇到一位老师的指导，都是我自己无目的、无目标的通过读书自我成长的，这完全是由当时的时代造成的。这是我的不幸，也是我的有幸。闻一多所说的“一个人可以无师自通，却不可无书自通”，就是我的读书成长过程的真实写照。

我们班里有一位女同学，她的爸爸是公安局的，当时查收了许多禁书，她自己并不爱看，我向她借书，她的条件是，快看快还，别让她爸爸发现。这因此也使我养成了快速读书的习惯。小学五年级时，有一次用了一天的时间，看完了长篇小说《海岛女民兵》。在当时那个单调、平淡的年代里，这些书让我感受到了趣味，有意义。这样看书的结果是，每次我的作文总是被老师当作范文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高中毕业。我还记得四年级时被老师读的第一篇作文是《春游》，里面有一句话：“我们坐在汽车里唱着歌，歌声从车窗里飞出来，飘在马路的两边……”，老 师对全班同学说，这句话写得好，让大家向我学习。最后一篇被老师表扬的作文是高二时写得说明文《电视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电视机还没有完全普及，我们家买了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有一天我从新闻联播中看到，日本已经研制出了很薄的可以象镜框一样挂在墙上的电视机，所以在谈到电视机的发展趋势时，我就把这一内容加了进去。老师可能因为内容有创新吧，当众让我自己朗读。这些对于当时处在特别爱慕虚荣年龄段的我来说，是多么大的一种安慰啊！考上大学后，读的是中文系，学校图书馆里的书看也看不完。读书已经成了我必修的功课了。而读书的品味也提高了。在老师的启迪下，按照自己的喜好，读了绘画、文学、美学和现代诗等方面的书。后来自己也在业余时写写现代诗。这个时期读的书，常常影响着我的人生观、价值观。

工作后，因为职业是教师，就更不敢停下来，不敢放纵自己。每一个年龄段读的书虽不尽相同，但都有收获。年轻时喜欢读诗，读一些浪漫性的书，而现在则喜欢读一些经验性的哲理性的书。读了几十年书后，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获益最多的有三本书，那就是《简爱》、《论语》、《圣经》。年轻时读《简爱》让我明白作为一个女人，特别是一个除了拥有一个聪明的头脑之外一无所有的女人，应该怎样自尊自爱，而这一点现在看来，影响了我一生。到了中年，又读了《论语》、《圣经》这两本闪烁着东西方人生智慧的书，明白了人是从那里来的，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应该怎样活着。这三本书让我觉得我的这一生没有枉活。在尘世间人类所能创造的一切事物中，最重要、最精彩、最有价值的一种，那就是“书”。回顾一下自己读书的经历，有几点是我始料未及的：读书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考上了大学，打开了世界的另外一扇窗户；读书让我懂得了怡情，用人生无法回避的寂寞时光换取美妙的时光，尤其是在独处幽居之时；读书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爱、诚实、宽恕，明白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含义，改变了我思想的狭隘和偏激，在至圣的道路上不断的造就自己。正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的：“高级的精神文化，往往会使我们渐渐达到另一种境地，从此可不必再依赖他人以寻求乐趣，书中自有无穷之乐”